学术人物 | 从美国田纳西大学走出的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
詹姆斯·布坎南是经济学科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但他却长期被经济学界视为圈外人，这似乎很有些奇怪。
布坎南1919年10月2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他1940年毕业于中田纳西州师范学院获理学本科学士学位，在田纳西大学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课程。1948年，在芝加哥大获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布坎南接受田纳西大学的聘请，成为该校的教授，并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于198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布坎南的职业生涯，似乎一直处于某种紧张状态之中，他的经济学思想的某些极为重要的方面也是如此布坎南在其职业生涯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既是一位有着圈外人思想的内行，又是一位对专业领域的既有状态有内行主张的圈外人。
正如布坎南所说，如果诺贝尔委员会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组成的，他将绝无可能获得诺奖，因为欧洲对他的研究工作的赞赏，远比美国的研究共同体对他的赞赏多得多。
诺奖得主中挑战主流经济学的人，当然并非只有布坎南一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贡纳·米达尔，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都获得了诺奖，他们也在方法论、政治和研究领域等方面拒绝了传统的经济学智慧。
在某种意义上，布坎南显得更加特别——他特别为他的南方传统和他所代表的对主流经济学专业的思想挑战感到自豪，正如他自己曾说的：
“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来自田纳西州中部的农村男孩，在又小又穷又偏远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并就读于一所陷入困境的州立师范学院？又有多少几乎只在南方大学工作的学者，不管是哪个专业，曾获得过诺奖？又有多少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同行既避免使用形式化的数学技术，也避免扩展到求助于实证检验？”
布坎南出生在田纳西州的农村，在当地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然后进入本地的大学——中田纳西州州立师范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Teacher’s College），他靠给奶牛挤奶来支付学费和书本费，完成了学业。之后，他在田纳西大学参加了研究生的学习，在那里增长了许多生活见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海军服役，然后在军方补贴的帮助下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布坎南突出的贡献是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个从根本上说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一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尽管声名大振，公共选择学说仍受到许多学术界人士的抵制，因为它攻击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观念：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即可实现公众利益，而另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 搞政治报道的报界人士也倾向于否定公共选择学说。公共选择学说是有争议的，因为它推翻了几十年来盛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是主流派思想的典型，他在其1958年版的著名教材《导论性分析》中赞同政府调节应取代强韧的个人主义以使生活更为人道的观点。
在布坎南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指导他研究的基本命题简要地概括如下：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它是一门“哲学”的科学，应该注意奈特和哈耶克提出的反科学主义的批评。
•经济学讨论的是选择和调整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状态。均衡模型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的局限时才有用。
•经济学讨论的是交换，而不是最大化收益。交换和套利应当成为经济分析的中心。
•经济学讨论的是个体行为者，而不是集合的实体。只有个人才会选择。
•经济学是一种规则下的游戏。
•正确的研究经济学不能脱离政治。不能忽视对不同的游戏规则的选择。
•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它在解释自发秩序原则中发挥的教导作用。
•经济学是基础性的学科。
从他早期对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批评，到后期关于宪法设计的著作，布坎南一直都强调这八点。
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布坎南用以解决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方法论模式，以及他怎样通过这种模式将以上八个命题编织成一种连贯的社会理论框架。关于这方面，布坎南就“政治内部的政策”和游戏规则的系统性变化这二者引入了关键的区别。持久的改革不是来自于既有规则下的政策变化，而是来自于治理规则的变迁。因此，布坎南绝不是一名保守的知识分子，而是一名积极寻求社会和政治弊病根源的知识分子。
布坎南理论的现实意义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毕生探求的是市场经济持久繁荣的政治制度基础。布坎南在1986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区分了“规则的制定”与“政策的制定”。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政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规则或者宪法秩序的设计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规则的实施阶段。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讲，第一个阶段是博弈规则的设计，第二个阶段是博弈的展开阶段。如果将社会博弈比喻成一场体育比赛，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设计好比赛规则；在第二个阶段按照事前设计好的规则来比赛。就像体育比赛要有清楚的比赛规则一样（没有清晰的规则，比赛必然一片混乱），经济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有效互动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是共识。
否则，可以想见，经济政治中就会出现很高的交易费用和低效率。例如，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就可能不会有长久的规划，这样本来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使所有人都变好（帕累托改进）的投资就不会发生。更坏的是，这种没有事前界定好规则的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强盗逻辑，即没有规则的规则——“丛林规则”，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英国经济学家肯·宾默尔也说，“界定清晰的社会契约是市场出现的先决条件”。
